一、寶石的起源和發展文化？

寶石文化源自新石器時代。新石器即為磨製石器，是指先將石材打琢成適當形狀，然後在砥石上研磨加工而成的表麵磨光的石器。所謂新石器時代，就是以使用磨製石器為標誌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原始人在尋找製作工具的石料時，還發現了許多適合製作成工藝品的寶石，進而發展出寶石工藝。

在青銅器出現之前，玉器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禮器，新疆的和田玉、河南的獨山玉、遼寧的岫玉、湖北的綠鬆石號稱中國四大名玉，其中的綠鬆石又稱土耳其玉，是伊朗高原特產，因經土耳其運進歐洲而得名，也是這時期在西亞流行的寶石製品之一。

黑曜石

除綠鬆石外，西亞還流行來自地中海或者紅海的瑪瑙、貝殼，阿富汗的天青石，土耳其山脈的黑曜石等寶石製品。由於當時糧食生產一般隻夠自給自足，所以這些寶石是當時最主要的貿易交換品，在地中海黎凡特地區遺址發現有遠在阿富汗出產的天青石，說明寶石貿易路途之遠。

寶石貿易讓盛產寶石的安納托利亞高原繁榮起來，安納托利亞高原又名土耳其高原，位於土耳其境內，亞洲西部的小亞細亞半島，安納托利亞是希臘語中“上升、東方”之意，是亞歐大陸的交界地。其北臨黑海、南臨地中海、西至愛琴海，東南的托羅斯山脈是安納托利亞高原和最早農業中心黎凡特的分界線。黑曜石是安納托利亞高原最常見的黑色寶石，它是一種火山石岩，隨火山噴發而來，對比中國軟玉，黑曜石在大自然中更為普遍，軟玉基本上隻能做裝飾品和禮器，而黑曜石卻能普及到工具和武器，位於安納托利亞高原的加泰土丘是當時西亞黑曜石的生產與加工中心。

二、潮汕文化的起源和發展？

潮汕文化是中華的一個分支，在潮汕地區（以現在的汕頭、潮州、揭陽三市為中心）自然環境的影響下，於漫長的曆史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

潮汕地區位於東經115度06'—117度20'、北緯22度53'—24度14'之間，地處中國大陸的東南隅，廣東省的最東端，與福建省毗鄰。潮汕麵對滔滔大海，南海和台灣海峽在這裏交接。潮汕與台灣南端，為一衣帶水。潮汕總麵積10346平方公裏，其地形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低，東北和西北多高山，東南麵海，形盛一個內陸比較封閉，而有很長海岸線的地理小區域。這種地形地貌特征，對潮汕文化的形成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潮汕文化包含著不少的文化特質，這些特質構成了既與共存於同一地域 中的佘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於周邊其他地域文化有異的一個體係。在這些文化特質中，語言是最具有區別性特征的一種。因而，我們把潮汕文化理解為由講潮汕話的民係所創造的一個文化共同體。

潮汕文化是一個動態的開放體係。它的形成過程，是本地土族文化和中原移民文化經過多次互相影響、互相吸收而逐漸融合的過程。在形成自身特色之後，由於潮汕人的遷徒、潮汕文化向外傳播，同時也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斷發展。

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遺址，與閩南的“漳州史前文化”屬於同一個文化係統。距今6000—5500年前後的潮安陳橋文化遺址，仍然表現出與閩南同一時期文化遺址（例如平潭縣海壇島殼丘頭文化遺址）接近的文化風格。而陳橋出土的陶器，具有河姆渡文化夾砂、夾蚌陶器的特色。距今3500年前後的普寧後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雞型壺，其祖型——垂囊（盉）最先出現於河姆渡第三期文化。可以說，這4000餘年間，本地原住民創造的新石器文化，可以歸屬於長江下遊以太湖為中心的東南文化區（文化區劃分依蘇秉琦說，見《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係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1974年以後本地發掘出數目較多的被稱作“浮濱文化”的文化遺址，其年代稍後於後山文化遺址，距今約3400—2900年（相當於商代中後期到西周前期）。浮濱文化中，明顯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但是這種因素已經融合於土著文化，發生了變異。浮濱文化仍然是一種麵貌獨特的土著文化。

距今2700—2200年（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潮汕考古遺址中，南越族特有的夔紋陶器已大量出現，說明在這段時間裏，南越文化以很強勁的勢頭滲入本地，並改變了土著文化的麵貌。

一直到秦漢以後，漢文化才對本地區有所影響。然而，即使到漢代，這種影響也還是通過南越間接傳入的。而且在這一時期，本地區文化的漢化程度，也遠遠不及珠江三角洲地區。

晉唐時期，中華主流文化在本地區的影響逐漸擴大。這一時期主流文化與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個情況值得我們注意：其一，東晉義熙九年（413）置義安郡，是本地區州郡一級建製的開始，它說明本地區在編人口的增加。這些新增在編人口，來自南遷的中原移民。但是，在這一階段，南來的中原移民與本地土著似乎處於一種隔離狀態。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地區發掘了東晉六朝磚室墓近10座。這些墓葬，從墓室的形製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著中原的風格，與江南地區同時期的墓葬幾乎沒有什麼區別，這可以使我們覺察到移民與本地土著之間關係的蔬遠。其二，隋唐之交，廣州俚帥楊世略據有潮、循二州（《新唐書·高祖本紀》），土著勢力在本地區仍然占據著優勢。高宗武後時，陳政、陳元光父子與58姓軍校屢次平定泉、潮間蠻僚嘯亂，實際上是中原文化與本地土著文化通過戰爭的形式不斷地互相接觸的過程。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韓愈貶潮後興辦鄉校是一個人所熟知的事件。韓愈的《潮州請置鄉校牒》說，潮州以前雖有學校，卻荒廢已久，讀書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層辦事人員文化素質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錢辦學，並舉薦趙得為教師。蘇軾認為，韓愈貶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潮州韓文公廟記》）。這種說法，自吳澄而下，多有人反對。若從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著眼，蘇軾把韓愈視為開始向社會中下層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視為轉變潮州社會風氣的百世之師，是無可非議的。

宋元時期，閩文化的西漸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環節。此時，閩文化空前繁榮，中華主流文化以閩文化為中介，對本地區影響的力度加強。時至今日，曆史上政區基本上隸屬廣東的潮汕，文化麵貌卻接近閩台，就是在這一時期打下基礎的。

宋元時期閩文化的影響本地區，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閩籍官師的宦仕潮州。宋代潮州職官多閩人，以知州為例，北宋知州籍貫可考者30人，閩人17人；南宋知州籍貫可考者63人，閩人36人。屬官中閩人更多。當時閩籍仕潮官 師，尊崇韓愈，慨然以興學明道為已任。對此，饒宗頤先生在《宋代蒞潮官師與蜀學及閩學》一文中以有詳論。宋代潮州的教育比唐代有顯著的發展。據明嘉靖《潮州府誌·選舉誌》載，太平興國四年（979），謝言以“草澤應詔，進士及第”，自此後到宋末止，潮州共有139人登進士第。這一批精英，是在民眾教育程度提高的狀態下出現的。隨著教育的發展，中華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傳播，潮州社會文化的發展水平已經接近於發達地區，故《方輿勝覽》有“封疆雖隸於炎方，文物不殊於上國”之譽。閩籍官師的興學傳道，在其間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閩人移民潮州。晚唐以前，潮州無論從全國還是從廣東看，都屬於荒僻之區，人口希少。北宋以來，韓江三角洲的開發利用，使本地區的生存環境日益改善，來自閩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數量發展很快。根據梁方仲先生《中國曆代戶口田畝田賦統計》，潮州唐宋元三代人口密度為：唐代，每平方公裏1.2人，在全省27個州中排第23位；北宋，每平方公裏4.5戶，在全省23個州軍中排第5位；元代，每平方公裏27人，在全省23個路州軍司中排第3位。可見，宋元時期本地區的人口數量已經躍居全省前列。閩人移民潮州在文化上的意義，首先是促使本地區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水平的提高，海上運輸和貿易活躍起來，潮州人的善賈，在此時已見端倪。其次。移潮閩人之中多宦仕與世家，其中有很多成為本地望族（饒宗頤《潮州誌·民族誌稿》）。潮汕人至今重視宗族血緣關係，應於此時奠定基礎。再次，將閩地風俗，從方言、民間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習慣帶入本地區，閩潮同俗，自此時已然。

明清時期的海防政策，對潮汕文化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影響。明朝建國伊始，便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施行鎖海政策。這一政策直接影響著明代潮州社會的整個發展進程。

海禁政策使宋元以來潮州發達的海上貿易，受到及大的衝擊。潮州海商為了繼續從事海上貿易，多冒充貢使，或以通事身分，誘番船以入貢為名前來通商。而海禁稍鬆，潮州海商又絡繹私自出海貿易。正德年間，明政府鑒於廣東地方海上貿易不可禁絕的事實，允許海外商舶由“官府抽分，公為貿易”（《明武宗實錄》卷一二三），潮州民間私舶往來交易遂有進一步發展。明世宗即位之後，朝廷又嚴海禁之令。這時，潮州的海上私市貿易已經不可抑止，南澳成為地中國海上私市貿易的中心。中外商人貿易交接於此，而後發放商舶，南下北上。從事這種海上私市貿易活動的團夥，往往以武力對抗海禁；又恃其武力攻掠村寨，截卻商船，以祈取得更多的財富，釀成了幾十年的潮州海寇之亂。

明代海上貿易的興衰起伏、在潮州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產生了連鎖性作用。

由於實行海禁，原來地狹人稠、居民多以懋遷為業的福建下三州，有大量移民遷入潮州，使本地區的人口數量持續發展。有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韓江三角洲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水利的興修和雙季稻種植麵積的擴大，使本地的糧食產量平穩上升。這一時期，潮州仍有餘糧可以輸出福建。在人口增長的刺激下，農業商品化的傾向明顯加強。

農業經濟的商品化，促了本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得到甘蔗、棉麻生產的支持，製糖、紡織等行業悄然興起。入明以後因為海禁妨礙外銷而呈現衰退氣象的潮州陶瓷業，到嘉靖年間又重新發達起來。潮州所產的青花日用瓷，遠銷東南亞一帶。同時在海上私貿易刺激下，造船、礦冶等到行業也相當興旺。

由於民間貿易日益活躍，潮州從事手工業生產和商業活動的人口劇增。潮人善賈的特點，因此而進一步加強，成為傳統。

經濟的增長，促進了文教的發展。洪武八年（1375），朝廷詔有司立社學，但在潮州並未見施行之效。正統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在本州設立社學，舉行鄉約。到正德嘉靖間，潮州士紳薛侃等從學王陽明，複回本地聚眾講習王學，並積極推行鄉約。其時，廣東督學魏校也傳檄各府縣毀淫祠，立社學。由於官師和士紳們的努力，儒家文化滲透到下層社會，追遠報本、榮宗耀祖的理念為潮汕人普遍接受。

嘉靖以後朝廷的嚴海禁之令和因此而加劇的海寇之亂，在兩個方麵對潮州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一是嘉靖萬曆間，縱橫東南沿海的幾個大海寇商人集團，在明政府軍事高壓的逼迫下，出走東南亞，成為早期潮籍移民。這些海寇商人的滯留海外雖然是被迫的，但他們在東南亞的開拓，卻為清代以後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礎。二是沿海一帶大村寨的建立。明末海寇之亂，本地居民多聚族自保，或築一村築一堡，或數村合一寨，武裝自衛以禦敵。這使潮州的農村形成了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如和平、鷗汀、庵埠、塘湖、冠隴、南洋、樟林等，聚眾多以萬數。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導致宗族勢力的強大，潮汕人的宗族觀念也由是而強化。

從明萬曆年後期開始，本地區經曆了數十年的動亂，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灣，馳東南海禁、潮州社會才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此後五六十年間，人口增長的速度較快。到乾隆中葉、本地區的糧食產出已經不敷自給。人口的壓力，對本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有著悠久海外貿易傳統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許可下，打造洋船，從暹羅轉運稻米進口。從稻米交易開始，潮州商人在東南亞的商貿活動不斷拓展。與此同時，大量的潮州商民移居暹羅，形成18世紀七八十年代潮州人向東南亞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由於人均耕地麵積日益減少，農民為了獲得更高的勞動價值，隻好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由此導致農業生產進一步商品化。出現於明代後期的製糖、棉紡業應時而發達起來，潮糖、潮毯、潮藍布聞名南北。這又使得更多的潮州人有可能專業從事商貿活動。清代的科舉製度限製了許多讀書人的仕進，而本地發達的商貿業給他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儒生的業賈，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質；捐納製度，又能給業賈有成者帶來與仕進相當的榮耀。這樣，在潮人商賈的傳統上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

清代的潮商活躍於國內外市場。隨著商人們走南闖北，本地的一些獨特的民俗事象，全例如潮州戲、潮州菜、工夫茶，在於中華文化其它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為人們原意承認，也樂於接受的文化特質。

汕頭開埠（1860）以後，由於曆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潮汕文化有了一些新的發展。這一時期，潮汕和中國其它地區一樣，傳統文化正麵臨著西方文化的衝擊，經曆了一個革舊易新的過程。例如汕頭開埠以後，新式學堂大批出現。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宣統三年（1911）的62年間，潮汕地區改、創辦的新式學堂，就其較主要者統計，已經超過100所。教育模式的現代化，驅動了潮汕文化的進步。潮汕人從後活方式到思想觀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時期，潮汕又出現了三次向東南亞移民的浪潮，時間分別為1870—1910年、1926—1933年、1945—1949年。這三次移民潮，導致了海外潮人社會的生成。海內外兩個潮人社會的密切聯係與交往，也促動了潮汕文化的新發展。

潮汕文化的新發展，在它的很多文化特質上麵都有所表現，而最主要的還是反映為文化心態的進步。具體的說在兩方麵：

一是宗族觀念的拓展。明清時期本地區的社會曆史條件，使潮汕人形成了強烈的宗族觀念。在這種觀念的籠罩下，當一個潮汕移民赤手空拳來到異鄉，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已的宗親，再謀求發展；而後者也會義不容辭地接納他。易於立足，無疑是海外潮人社會得以迅速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這種狹隘的宗親關係，也使早期海外潮人社會處於“小群可合，大群不可合”（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的鬆散狀態。海外潮團的創立，遠後於福建、客家和廣府諸幫，就是明證。當時有人評說：“自來國人於團結觀念，散而不整，鬆而不固，此南北各地所同也。而我潮人尤甚，相形見絀，時見譏於人者。”（賴連三《香港紀略》）本世紀初起，這種情況顯然有所改善。在有士之士的倡導下，海外潮團組織紛紛成立。海外潮人在加強團結的同時，更加關心祖國和家鄉。他們在潮汕辦工廠，建學校，熱心慈善事業。有不少海外潮人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中，傾斥家資，甚至獻出生命。隨著時代的進步，海外潮人狹隘的宗族觀念拓展而為愛國愛鄉的思想。高度的凝聚力，成為潮汕人文化心態的一大特點。1981年以來由世界各地潮團組織輪流主辦的國際潮團聯誼大會，聲勢之浩大，影響之深遠，正足以證明潮人凝聚力之強。

二是開拓精神的發場光大。明朝時期，受地理環境和人口壓力的雙重擠壓，潮人出海經商和移民海外的風氣日見熾盛，形成一種不避冒涉風濤，向海外發展的傳統，孕育出勇於開拓的心態。近代以來，潮汕人的開拓精神進一步發場光大。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近幾十年來潮商經營方式的轉型和業務拓展。與中國鄉士社會的傳統觀念相應，早期潮商的經營，采取家族管理的形式，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合一。自80年代起，已經有一定經營規模的潮人工商業，逐漸采用現代化的股分製管理形式，任用有能力有經驗的高層幹部進行管理，把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分開，使企業管理模式更加開放。與此同時，很多潮人企業家積極拓展經營領域，從傳統工商業向金融地產、交通能源、高新技術等行業進軍，進而打破行業與地域界限，組成國際性大集團公司，加強了競爭能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潮汕人勇於開拓的文化心態，在這些企業家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三、鑼鼓文化起源和發展？

如雷的鼓聲，震天動地；清脆的鈸音，時隱時現；嘡嘡的大鼓，渾厚深沉；壯觀的場麵，氣貫長虹；熱情奔放的演奏、矯健多樣的雄姿描繪出威風鑼鼓威武雄壯的氣勢。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威風鑼鼓，曆史悠久，源遠流長，相傳始於四千多年前的堯、舜時代。臨汾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十多萬年前就孕育出了丁村文化。考古發掘出的土鼓、石磬等文物證實了在唐堯時期，我們的祖先就運用自製的樂器打擊敲奏來伴唱吟歌，這說明這裏產生了打擊樂的萌芽，也就為威風鑼鼓的誕生提供了肥沃的養分。

　　鼓是打擊演奏中最早出現的樂器形式，伴以石片、骨片、陶片以及木片等的合奏。青銅石器時代的到來，逐漸誕生了銅質的鈸、鑼，而曆史發展到春秋時期，鼓樂類的名稱已經頻繁的出現在各類文史古籍中了，並且初具規模，成為祭祀活動一種重要的形式。唐朝的建立帶來了鑼鼓藝術的興盛普及，而“安史之亂”的動蕩非但沒有使這種古老的藝術形式沒落，大批具有高深造詣的宮廷樂工流散入民間，反而推動了鑼鼓在民間的傳播、發展與提高。舊時伴隨著迎神賽社、朝山進香、求神祈雨等封建迷信行為的鑼鼓演奏，隨著時代的進步和變遷逐漸發揮了娛樂作用，成為社火活動中助興的主要形式。

　　地處黃土高原的臨汾，水深土厚，自然地理條件造就了勤勞淳樸，性多剛直人民，也造就了獨特風格的鑼鼓演奏。音樂的個性恰似“卷作千雷震地聲”的滾滾黃河水衝過壺口的氣勢，樂言誌，它正是黃土高原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誌向的直接表達，有著濃鬱的地域色彩。植根於民間肥沃土壤之中的威風鑼鼓，在幾千年浩渺的曆史長河裏，鳴奏於山野田間，鳴奏於母親河畔，鳴奏於華夏大地，奏響了氣勢磅礴的民族之魂。

四、龍山文化的起源和發展？

龍山文化最早因山東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被人們發現。龍山文化處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存在於距今4900年至4100年前。這個時期陝西地區的農業和畜牧業較仰韶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生產工具的數量及種類均大為增長，快輪製陶技術比較普遍，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占卜等巫術活動亦較為盛行。

從社會形態看，當時已經進入了父權製社會，私有財產已經出現，開始跨入階級社會門檻。在龍山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黑陶製品了。黑陶源自於人們的生活用器，而後由於質地易碎，逐漸走出日常生活。如今，黑陶被作為藝術品供人們欣賞。龍山文化是中國青銅器文化的形成期。

五、中國禮儀文化的起源和發展？

答，禮儀起源於原始社會，在原始社會中，晚期（約舊石器時代）出現了早期禮儀的萌芽。禮儀的形成時期在商，西周，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把原始的宗教禮儀發展成符合奴隸社會政治需要的禮製，禮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

今後，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和國際交往的增多，禮儀必將得到新的完善和發展。

六、茶文化起源和發展原因？

中國以及世界的茶葉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的巴蜀地區，在西漢時期巴蜀地區的人們已經習慣飲茶，並在巴蜀地區形成了茶葉交易市場，並開發了專門的飲茶工具。

　　在漢代以後，因為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加強了，這種飲茶風氣慢慢向由巴蜀向東部及南部擴散，使得華中地區的飲茶變得如日常般正常。

　　在西晉時期的上流社會對於茶到了崇尚的地步，如此也加強了長江中下遊及東南沿海地區茶的發展，並成為了新的待客之道。

　　在唐代盛世時期，茶文化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並開始了人工種植茶樹的技術，在飲茶方式上更是有了專門煮茶的方法;對於茶具也進行了係列化的分類。同時唐代有大量的關於茶詩佳作麵世，所以關於飲茶也有了茶規。

　　後來茶文化再經過了宋代、元代、明清代等發展和傳播，在我國已經慢慢形成了精髓的茶葉文化，並且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茶文化，也把茶帶出了中國。

七、韓城鑼鼓文化起源和發展？

韓城是“中華史聖”司馬遷的故鄉，也是中國民間藝術之鄉、鑼鼓之鄉。發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行鼓、陣鼓、圍鼓等古老民間鑼鼓藝術，在韓城流傳至今。以粗獷、豪邁、剽悍著稱的韓城行鼓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香港回歸盛典、北京奧運會、英國愛丁堡國際軍樂節等國內外重大活動中頻頻亮相，已成為韓城乃至我省對外文化交流中的一張名片。

鑼與鼓者是打擊樂器，擊之作響發聲，特別是鼓聲如雷，震撼人心，激發奮進。鼓樂曆史久遠，大概源於商周。在古代戰爭中，兩軍對壘相戰，各有鼓車、以擊鼓激發士氣。

隨著社會的發展，其種類、用途、擊法不斷演進變化。

從古到今，韓城鑼鼓也經曆了一個發展過程。到了明清時代，社火鑼鼓基本形成定型，至今相對穩定，主要由鼓、鑼、鐃鈸相配合，打擊法有譜有名稱，各不相同。韓城人有在節日歡慶之時鬧社火敲鑼鼓的風俗，鑼鼓隊總要盡情地表演一番。——鼓陣擺開、令旗揮舞、鑼鼓齊鳴、氣勢恢宏，似黃河咆哮、如峽穀驚風，強勁剛烈的鼓點，帶著黃河一瀉千裏的氣勢，鼓手們敲到得意時，如醉如癡、狂跳狂舞、狂敲狂拍、醉鼓醉鑔，是韓城社火鑼鼓的最佳境界。

八、美國汽車文化的起源？

美國是一個車輪上的國家。汽車問世一百多年來，無論是美國汽車工業的總產值，還是全美汽車的銷售量和使用量都雄踞世界第一。在汽車起源和發展過程中，汽車衍生的各種事物已經滲透到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麵麵，使汽車文化成為美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九、美國文化起源？

美國文化的起源實際上是多樣性的，它是在歐洲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還有非洲黑人文化的交會和互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以，這三種文化共同構成美國文化的淵源。作為文化的主要載體－－－開發建設美國的人，由於背負著一個很悠久的文化傳統，它是在吸收了很多文化的長處和優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美國文化起源的多樣性，很自然地導致了美國文化的構成具有非常突出的多樣性。

十、恩施文化的起源發展？

恩施州州域曾多次變動，固定形成於1936年。

春秋為巴子國地；戰國為楚地；秦屬黔中郡；漢屬南郡、武陵郡；三國先屬蜀，後屬吳建平郡、武陵郡；兩晉與南北朝宋、齊、梁、北周屬建平郡、天門郡、武陵郡、信陵郡、秭歸郡、業州軍屯郡、清江郡；

隋屬巴東郡巴東縣，清江郡清江縣、開夷縣、建始縣；唐屬歸州巴東縣，施州清江縣、建始縣；五代先後為前、後蜀所據；

宋屬歸州巴東縣，施州清江縣、建始縣及辰州、富州、高州、定州等許多小羈糜州；

元屬歸州巴東縣、施州建始縣，南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司製度，先後置散毛、唐崖、金峒、龍潭、忠建、毛嶺、施南等土司；

元末明玉珍據蜀時本區為其所控製；

明屬夔州建始縣、歸州巴東縣、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南部地區仍實行土司製度，設有容美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3個宣撫司，9個安撫司，13個長官司，5個蠻夷長官司；

清初沿用明製，雍正六年（1728年）裁施州衛，設恩施縣，轄區未變，雍正十三年改土歸流，置施南府，轄恩施縣、宣恩縣、來鳳縣、鹹豐縣、利川縣，乾隆元年（1736年），夔州建始縣劃歸施州，巴東縣、鶴峰州屬宜昌府；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廢府設道存縣，民國四年設荊南道，治所恩施縣，轄恩施、建始、宣恩、來鳳、鹹豐、利川6縣，民國十五年改荊南道為施鶴道，鶴峰州改縣劃入施鶴道，民國十七年改設鄂西行政區，民國二十一年改為第十行政督察區，巴東縣劃入，州域始為8縣之治。

民國二十五年改為第七行政督察區，轄區未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1月6日恩施縣城解放，建立湖北省恩施行政區，置專員公署，仍轄原8縣，1955年5月12日改稱湖北省恩施專員公署。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30日造反派奪權，專署陷於癱瘓，3月2日經湖北省軍區黨委批準，由恩施軍分區成立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5月13日改為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1968年成立湖北省恩施地區革命委員會，1978年廢除革命委員會成立恩施地區行政公署。

1983年8月19日，國務院批準撤銷恩施地區行政公署，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2月1日正式成立，全州轄恩施市、巴東、建始、利川、來鳳、鹹豐、宣恩、鶴峰7縣1市。

1986年11月14日，利川撤縣建市。

1993年，經國務院批準，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更名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從2005年開始，州慶日定為8月19日。